夫妻不仅仅只是爱的结合，同时也是一种严肃的法律关系，之所以夫妻间有相互继承的权利，是因为他们同属于利益和亲情的共同体。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婚内出轨已经成为婚姻的一大杀器，有人甚至会在去世前将所有的财产以遗赠的形式分配给小三。以轰动一时的经典案例“四川泸州二奶案”为例，此案被誉为中国第一公序良俗案。

　　1963年，黄某与蒋女士结婚。由于蒋女士患有不孕不育症，夫妻二人收养一子小黄。原本因为收养之事，两人的关系便有些僵硬。直到后来，黄某遇到一妙龄女子小张后移情别恋，公然与小张同居生活，俨然一副夫妻的模样，甚至让周围的邻居误以为两人是夫妻关系。而这一不道德关系，也让他们夫妻二人的婚姻家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直到黄某突然患上了癌症，小张一直尽心尽力地伺候在病床前，而蒋女士可能由于对丈夫的愤恨，并没有照顾过他。最终黄某立下了遗嘱，内容大致如下：在我去世后，将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及名下房产出卖后一半的钱财（房产一共价值8万元）、一部手机赠与朋友小张，并由她安置我去世后的丧葬事项。

　　这一遗嘱（遗赠）协议经过了公证处的公正，内容合法有效。因此在黄某去世后，小张就拿着协议准备履行，却发现蒋女士扣押了房产所得，而且连骨灰都不肯给她。小张一怒之下将原配蒋女士告上了法庭，请求履行这份遗赠协议。

　　（本案发生于2001年，适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

　　那么，作为小三的小张，有权获得上述财产吗？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小张与黄某之间的关系违背了社会的基本道德，根本不能为社会所容忍。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首先黄某与小张之间的关系既不符合公序良俗，而且涉嫌重婚罪。

　　《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重婚罪】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为小张与黄某一直是以夫妻关系同居的，并且他们的行为足以让周围人误解，已经构成了事实婚姻，属于重婚罪的情形。

　　基于重婚这种行为而制定的遗赠协议，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的行为。因为我国民事法律行为有一项重要的原则——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时必须符合公序良俗。《民法通则》第七条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用通俗的话来说，公民在做事时不仅要遵守法律，而且也要遵守社会道德。

　　除了公序良俗外，事实上这一遗赠协议也是违背法律规定的。因为我国《婚姻法》第二十四条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黄某将财产分配给小三，已经侵犯了原配蒋女士作为夫妻所享有的继承权利，因此该遗赠协议是不合法的。

　　以上是从遗赠背后的内涵来解析，从遗赠本身的内容来看，这份遗赠基本不可能履行。因为遗赠中提到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等并不属于黄某一个人的财产，其中住房补贴和公积金是夫妻共同财产，而抚恤金是死者家属所享有的财产，因此黄某无权一个人支配，没有资格写进自己的遗赠协议中。

　　除此之外，黄某还提到了名下一处房产。这套房产是在订立遗赠协议前售卖的，当时黄某与蒋女士共同和买家办理了手续，拿到了买卖房屋所得的8万元。随后，在他们的儿子小黄结婚时，夫妻俩给予3万元作为买房的启动资金，后来这笔钱又被分出去一部分用于其它事项。

　　在黄某写遗赠协议时，其实这笔钱早就少于其承诺的一半（也就是4万元），黄某名下没有足够履行的财产，因此这项遗赠条款是虚假的，根本无法完成。最终，法院驳回了小张的请求，这份遗赠协议是无效的。

　　以上是法院的判决及相关法律，不过事实上，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分析，“公序良俗”一说其实并不能站住脚。因为我国有关于公序良俗的规定被写在《民法通则》上，而有关于遗赠协议的规定写在《继承法》上。

　　《民法通则》中公序良俗的规定是广泛的，属于法律原则；《继承法》中有关于遗赠的规定则是具体的，属于法律规则。从这一角度来说，司法审判应当先规则、后原则，当规则完全穷尽后仍旧无法判断案情，再以原则来判断。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说，《继承法》为特殊法，《民法通则》为一般法，在司法审判时，应当遵从“先特殊后一般”的规定。

　　不过，我们并不能就此否定该案的判决，因为学术并不完全能够运用至实际。在实际审判的过程中，除了法律、案情外，法官还要考虑到更多因素，如该案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假如该案最终以小张这样一个小三胜诉，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民众会认为，“包二奶”“养小三”被法律肯定，是“正义的一方”，这样会助长社会上同样道德败坏的小三们。而作为无过错方的原配们，将会因此对婚姻感到恐慌和不安。

　　因此，为了大众正义感的实现，也为了打击婚内出轨这种不道德行为，蒋女士必须是获胜方。如果她失败，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无辜群体的失败，整个社会的失败。我们也可以联想一个反例——“彭宇案”，正是由于彭宇案一审时部分判决出现了失误，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直至今日这样的影响依旧存在。

　　法官、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可能完全将法律生搬硬套。毕竟法律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法律规则是既定的，但制定、运用规则的是活生生的人。借用法理学家贝卡利亚的一句话：“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