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在黄永彬的尸体准备火化之时，突然冲出来一名年轻女子进行阻拦。

　　张学英手拿遗嘱，声称黄永彬将他的个人财产留给了自己，并且由自己为黄永彬的骨灰盒安葬，所以黄永彬的妻子和他的亲戚无权处理黄永彬的尸体。

　　一个“情妇”竟然敢登堂入室，在丈夫即将火化下葬时前来闹事，黄永彬的妻子蒋伦芳和其他亲属都非常震惊并且生气。

　　当天下午，张学英就以“侵害财产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按遗嘱分得自己应得的遗产。

　　根据黄永彬立下的书面遗嘱，他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住房所获款的一半计4万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总计6万元的财产全部赠与“朋友”张学英所有。

　　该遗嘱已经经过公证，可以证明是黄某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遗嘱本身是合法有效的。

　　而且《遗嘱法》没有规定说遗产不能赠与“婚外同居的对象”，那么按《继承法》规定，遗产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赠予任何人。

　　该案在2001年社会风气相对严肃的情况下，引发了社会的巨大争议和广泛关注。

　　人们无法接受一个“情妇”居然敢登堂入室与原配争夺遗产，而且按照法律规定似乎这个“情妇”也确实可以得到遗产。

　　纳溪区法院对本案也十分慎重，在4次开庭（期间曾一度中止）后才做出了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法院认为，尽管该遗嘱意思表示真实，按《继承法》规定，遗产也应归张学英所有。但是，张学英明知黄永彬有配偶而与其长期同居生活，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德。

　　该遗嘱将遗产赠送给“第三者”的这种民事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中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公序良俗”原则，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因为一般来说，法律有具体规定的一般适用具体规定，就本案而言，应当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只有穷尽一般规定之后，才能适用“公序良俗”等法律原则。

　　有观点认为：虽然婚外同居行为违背了法律规定，但只能说明不允许婚外同居，并不能推导出将遗产赠与婚外同居人的行为无效。

　　此外，黄某与其妻子蒋某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两人关系冷漠。而在黄永彬患肝癌晚期住院直至去世期间，张学英曾不顾外人嘲讽以妻子的身份守候在黄某的病床边，尽心照料黄某。

　　黄某立下遗嘱将财产赠与张学英可能是基于张某对他的用心照顾，不离不弃，并非是因为张某“情妇”的身份，这样的遗赠行为不违背“公序良俗”。

　　这一说法也存在疑问，因为根据法院的判决，在黄某生病期间，是其妻子蒋伦芳一直在其身边护理照顾，尽到了扶养义务。

　　有观点认为，该案判决受道德观念影响过大。在此案中因为其特殊身份，张某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当地法院在审判时允许1500名群众围观，间接导致张某在离开法庭时其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而且法官在宣判后公开表态，表示为张某说话的人简直不可理喻。

　　也有观点认为：该判决违背了当事人生前的自由意志，侵犯了个人对财产的支配权，是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虽然维护了婚姻家庭的法益，但是整体弊大于利。

　　当然，除了反对的观点，也有许多支持的观点，认为该案恰当使用了“公序良俗”这一法律原则，维护了婚姻和家庭的秩序。

　　事实上，该案很重要的一个争议点在于受遗赠人的身份——“情妇”。如果是赠与其他的亲戚或好友，可能不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该案也给了我们一定的警示，无论两人情感关系多好，即使形同夫妻，也应当获得法律的认可。否则，个人的权益很难得到保护。

　　假使黄某与妻子蒋某在感情不和时离婚，后再与张某结婚，那么张某对黄某的财产便有法律上的继承权，也不会出现如此难堪的局面。

　　法律是保护公民权益的武器，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了解一点法律，不光是关于婚姻，也包括其他方面。

　　例如，外出打工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没有劳动合同，那么面对老板拖欠工资，卷钱跑路等情况，追讨工资往往会较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