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去年11月，湖南省作协会员，写出并公开发表了各类诗歌散文200余篇、还出过诗集和代表作《都市鸿爪》、《美人鱼》的作家黄辉，耽于文学、经济窘迫，妻儿离散、食不果腹，为此他公开宣称只要有人愿意包养自己，使他能够衣食无忧地进行文学创作，他愿意尽包括性在内的一切义务。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全国性的声名，骂众从网络蔓延到传统媒体，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现在，就在风波逐渐平息的时候，重庆女作家红艳主动表示愿意为黄辉的文学创作提供经济保障。于是，到了春节前冬歇期的网络一片欢腾，骂声顿起，并且带着压抑后的激情。

　　事有先例：柴氏梅克成就一段佳线年中，柴可夫斯基接受了梅克夫人的赞助，他生活、旅游和创作的经费都是这个神秘的女人支付的。虽说他们只是写信，从不见面，更没有肉体的缠绵，但要是搁在今天，这简直就是“包养”的典范，肯定有好事者声称柴可夫斯基道德沦丧、丢尽了音乐工作者的脸面，同时会有广泛的质疑，认为梅克夫人借此炒作自己。

　　黄辉估计没有柴可夫斯基伟大，红艳没准也没有梅克夫人那么无私。因此，当红艳表示自己愿意跟黄辉达成协议、在经济上支持他使之专心创作时，铺天盖地的非议就扑面而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经创作了两个很经典的名词：网络哄客和道德民兵，为解析网络非议提供了形象的符号钥匙。非议产生机制其实真的非常简单：被帮助者、寻求包养者，肯定是失去尊严的，本人的道德感也是淡漠的。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痛彻灵魂、深入骨髓的道德批判；主动要求提供帮助、“包养”协议的甲方，肯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于是也需要从利益上进行各种揣测，继而批判之。

　　今天的人们似乎再也不会善良甚至正常地看待问题了。只要某人用公开方式表达自己帮助其他人的意愿，在大多数人的逻辑中，就必定以善良为名行使自私的、有某种利益驱动的炒作行为。要是双方正好是异性，似乎也就必然会发生不可告人的肉体交易。如同中国法律的有罪推定一样，一切推理都悍然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这又能怪谁呢？个人信誉扫地的时代、公信力缺席的时代、绝对经济理性的时代，一切都是虚妄，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