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求包养”是一种道德上的不自重和生活上的不自立，或许还能博得一丝丝的同情和辩护，那么“强包养”，特别是利用自己的“警察身份”，暗示其中的“灰色利益”和“权力保护伞”来作为“强包养”的砝码和资本，就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而是激起了人们的公愤，甚至引发了执法者到底是捍卫法治的尊严还是践踏法治的底线的深层次思考。

　　毫无疑问，这个具有“警察”身份的副所长，其无论是品德还是职业道德，都已经不适合担当起人民的守护神，也不可能承担起法治中国的基层重任。

　　在用微信发出“包养邀请”时，是作为一个败类的动物本能，在人类日益进化的过程中，最小的动物本能偶尔战胜了最大的理智本能。这绝对是个例，也是偶然，但为什么当这种个例和偶然，在法治文明社会的进程中出现呢？

　　源自约束的缺位？还是监督的软弱？在10月8日群众路线的总结大会上，习主席说：“思想上的灰尘要常打扫”，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警示语，更将在今后，成为法治常态化的一个必然举措。在公务员上“紧箍咒”之年，一位副所长，一个人民警察，一个公务员，仿佛得了权力病，让大脑控制理智的神经错乱了。他以为，女大学生社会经验浅，其实，是这位副所长平时过于关注负面报道，让自己的判断完全处于一个脑残的级别。他以为，在出示工作证，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再提供“保护伞”、“免费KTV”这些低级趣味的消费之后，就会让一直在象牙塔里的女大学生，仿佛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与他同流合污，甚至分享着这其实让人恶心到呕吐的一杯脏水。殊不知，女大学生机智而又勇敢地把这个“急猎艳高手”送进了“禁闭室”，丢了职务。

　　最终的处理结果，一定是他这个执法者心里清楚而又明了的，今日之中国法治进程，像这样子的执法者少一个大幸，能彻底在源头给杜绝了，更是法治一大步。法治之于中国，还处于一个成长期，任何细小的窟窿，都会让法治生态受到冲击，但不摔打的孩子哪能长大成人，不感冒的孩子也不会增加免疫力，痛一痛，会更让我们警醒再警醒。